德化位于福建省东部，地近东南沿海，毗邻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福州、泉州、厦门。德化烧瓷始于宋而终于清。产品丰富多彩，独具风格，自创烧以来，就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是我国南方一处著名的烧瓷窑场。
德化窑之所以能够在宋代创兴，并在以后数百年间盛烧不衰而名扬海外，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制瓷工艺的提高等等。除这些前提之外，笔者认为，德化窑的兴起与发展跟海外贸易及适应瓷器外销的经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德化窑兴起的原因
宋代立国以后，由于陆路阻塞，十分重视海外贸易，视此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朝廷曾派内侍到海外招徕贡市贸易。《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海外贸易由此得以迅速发展。《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当时和我国通商的有大食(今阿拉伯半岛南部)、古逻(马来西亚南部)、阁婆(印度尼西亚爪哇)、占城(越南南部)、渤泥(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麻逸(菲律宾民都洛岛)、三佛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等国。和广州、交州(在今越南)、扬州等著名港口相比，原来并不重要的泉州，入宋以后日益活跃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到北宋后期已发展成为“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海港，海外贸易使它的地位日益重要。元祐二年(1087年)，宋哲宗正式批准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泉州港的海外通商事务，这样从政治上确立了泉州成为重要贸易港口的地位，从而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宋代是我国瓷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南北各地瓷窑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所产瓷器不但用于国内需要，而且很多瓷窑的产品大量出口。泉州以其优越的交通条件和政治经济形势，吸引着福建及其邻省地区瓷窑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泉州。伴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达，海外交通开拓到哪里，瓷器就输送到哪里。在对外贸易中，瓷器成为与丝绸并驾齐驱的重要商品。
靖康以后，宋的疆土顿缩，税源锐减，对外贸易更加显得特别重要，发展海外贸易成为宋王朝的一项重要国策。《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七年(儿37年)，高宗曾下过这样的诏书，提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至绍兴十六年(儿46年)诏书又提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贸贿。”为了招诱外商，宋王朝并授商以官，以此奖励对外贸易。《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香》记载：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蓍官罗辛贩乳香值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便是说的这种情况。由于朝廷重视、奖励对外贸易，南宋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宋人李文敏咏泉州云：“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外贸重心至此渐由广州转移到泉州，泉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港。据赵彦卫《云麓漫钞》(成书于开禧二年，即1206年)和宁宗、理宗之际任福建路市舶提举职务的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即1255年)记载，与泉州进行贸易的有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和非洲东海岸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35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中国瓷器。在对外贸易中，瓷器仍然是重要商品。
从已发现和发表的资料看，宋代泉州港输出的瓷器主要有景德镇窑、吉州窑、龙泉窑和建阳水吉窑等窑的产品。虽然这些窑场多分布在福建及其邻省的地区，和其它沿海港口相比，地理位置比较靠近泉州港，但要将瓷器运到泉州仍然要经过艰苦的跋涉，运输都很不便，有的途中还要多次中转，瓷器容易破碎，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发展，瓷器外销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大，大量的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泉州港输往国外。据日本文献史料《朝野群载》卷二十，大宰府附异国大宋客商事记载，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泉州纲首李充取得两浙路市舶司的公凭(出海的通行证)，前往日本国贸易。公凭上载明出品除丝绸外，还有“瓷器二百床，瓷碟一百床”(床是闽南方言，是计算单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而在泉州附近及其附近地区迅速涌现出一批瓷窑，德化窑就是其中之一。
一处窑场的兴起与产生，需要具备多种条件，除政治、经济形势的作用外，它本身还需具备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德化位于福建东部闽江支流大樟溪的上游，境内“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环德皆山也……俯瞰长流，曲折奔注。”(《德化县志·山川志》)，用水交通都较方便。据地质部门调查，全县发现瓷土矿藏30余处，制瓷原料和釉料极为丰富；而茂盛的树木森林，又为烧瓷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因此，这里是烧造瓷器理想的地方。另外在地理位置上，德化离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福州、泉州、厦门较近。自唐长兴四年(933年)建县以来，曾先后隶属福州、泉州管辖，交通比较方便，便于瓷器下海出口。正是由于具备了如此优越的条件，德化窑便应运而兴。根据文物部门调查发掘的资料看，德化窑的兴起阶段可以碗坪仑窑址下层为代表，相当于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这和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兴旺在时间上是相吻合的。
二、德化窑发展的原因
宋代是我国瓷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瓷器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内地许多瓷窑不惜“陆行万里”而泛舟出海贩卖瓷器，与沿海瓷窑激烈地争夺海外市场。德化窑从它产生起，就面临着竞争与挑战。在强手如林的形势下，要想使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用户的欢迎，取得并保持外销的好势头，就必须设法使产品尽量迎合国外用户的喜好和要求，做到适销对路。德化窑的工匠们正是遵循了这一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方式。
宋代，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以质量优秀著称于世，这一名瓷不但流行国内，而且也博得了海外的青睐而作为贸易瓷行销亚洲各国。在景德镇窑的影响下，各地陆续烧制青白瓷，尤以东南沿海地区瓷窑数量最多而且集中，产品大量输往海外，“现在发现日本、北朝鲜、南朝鲜，还有亚洲南部的地区包括婆罗洲、菲律宾、东马来亚、西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青白瓷出土的数量都很多。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地区普遍发现宋元时期的中国青白瓷。”青白瓷成为当时国际市场的畅销品。国外这样喜爱青白瓷，于是德化窑的工匠们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大量仿制青白瓷，以适应这一特殊需要。根据国外出土资料，目前发现德化窑青白瓷的有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以及非洲的基尔瓦等国家和地区。产品多样，有军特、盒、瓶、小口瓶、飞凤碗、墩子式碗、罐形壶、钵、弦纹洗、高足杯等。
在釉色上除烧制景德镇的青白瓷外，还烧制建阳水吉窑的黑釉盏。这种盏状如漏斗，腹内施满釉，腹外施半釉，下腹至底露胎，黑釉中有兔毫状的流纹，原是斗茶用的茶具，宋代中国的饮茶习俗传人日本，这种黑釉盏也随之传人日本，称为“天目瓷”，在日本颇受欢迎。在德化盖德碗坪仑宋代窑址曾出土了大批与建窑兔毫状近似的黑釉盏，以黑釉为主，另见有白釉，褐釉或酱釉，但兔毫状的流纹和釉色逊于水吉窑，应是为适应国际市场对黑釉盏的大量需求而生产的外销瓷。
除如上所述在釉色上及生活习俗上迎合国际市场外，另一方面还表现在迎合国外宗教信仰所需而生产大量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器物。
军持是我国古代外销瓷中一种特殊的器物。其造型是一种喇叭口、长颈、鼓腹、平底，肩腹之间附有一长而高的流的净瓶。军持一词来源于梵语，亦作君持，捃稚迦，意释为瓶，即水瓶。它最早出自印度，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它来贮水以备饮用及净手之用，它和澡罐同为和尚身边必带之物。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这种器物也渐渐传入中国和南洋群岛诸国。而在13世纪南洋人由信仰佛教改崇伊斯兰教以后，军持以为朝觐时，每人都要准备一个或数个军持盛贮淡水以备海上旅行饮用，归途时又可用来装回麦加阿必（Abbae)渗渗井水和阿拉伯蔷薇水，他们认为此水可以驱邪治病，可以辟恶兽，止凶涛，称为圣水，所以朝觐之人尽量多带，除自己长久使用之外，还要馈赠亲友。这样军持就成为伊斯兰教窑的工匠们正是瞄准国际市场的这种需求，大量生产军持以供外销。据有关资料报道，军持在国外的发现，数量较多的是宋代德化窑的产品。它质地细腻坚硬，釉色白中泛青，青白无瑕，十分悦目，具有不吸水、坚固耐用的特点，远远优于南洋土著软质军持，自然是教徒们爱不释手的理想储水器，因此畅销南洋群岛。正是这种海外市场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德化瓷业的兴旺。
元代，泉州已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另一为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时泉州已与98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海外贸易关系，对外贸易达到全盛时期。《伊本·巴都他游记》曾称泉州港“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其他小船，则更不可胜数矣。”瓷器成为泉州港输往海外的一项主要商品。瓷器的大量外销为泉州诸县瓷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德化窑这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泉州住了一个多月，曾在其著作中盛赞泉州附近的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据调查，德化宋元时期的窑址多达33处，其产品主要是国外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带有宗教色彩的器物占有相当数量，如在1976年发掘的元代屈斗宫遗址，出土的瓷器中有280余件是壶类制品，其中就有209件是军持，同样的军持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发现。另外，还出土有大量的粉盒，盖上印有各种花卉和吉祥文字，有的盖上印有“Ж”字和“般”字。据考证，“卐”字是佛祖释迦牟尼身上“三十二相”中的一相，象征着释迦牟尼，等于佛教的简化标志；“般”字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省写，此经是佛教徒必读的经典之一，用佛教术语装饰瓷器是元代屈斗宫窑产品的一个_显著特色。这类粉盒在日本、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由此可以看出，为满足输入国的特殊需要而大量生产富有宗教色彩诸如军持、粉盒一类的产品，显然是促进德化窑发展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时期。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交通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举，这次大规模的远航贸易开辟了太平洋至印度洋的航线，对后来东西方贸易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海路交通自进一步拓展，瓷器的外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行销的范围还是数额。都远远超出了宋元时期。虽然泉州港这时期在海外交通的地位趋于衰落，但是泉州地区的陶瓷器仍然通过民间商人或其他途径大量输往海外。明代主要从福州港、漳州月港输出，明末以后改从新兴的厦门港，如成书于明万历时的《东西洋考》就有“德化瓷从月港输出者，为数极多”的记载。这一时期德化窑的烧瓷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主要烧制白瓷和青花瓷。特别是明代烧制的白瓷，尤为精美，代表了全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生产这种优质白瓷是和德化所产的制瓷原料是分不开的。德化产的瓷土，氧化硅和氧化钾含量较高，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瓷胎致密，洁白如玉，透光度极佳；由于釉料中含铁量特别低，含钾量高，焙烧时又采用中性气氛，所以自瓷釉色更为纯净。从外观上看，釉面柔和莹润，如脂似玉。它的白与景德镇的产品不同。景德镇的白釉是“白里微泛青色”，而德化的白釉是“白里微泛黄色”，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或“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鹅绒白”和“中国白”。其油润滋嫩、半透明的质感，令人赞不绝口，“就是对陶瓷毫无欣赏水平的人，只要一见便可发出赞赏之声。”
佛教自东汉由印度传人我国之后，伴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又传到了日本；南洋群岛的人民很早就信仰佛教。为了适应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宗教信仰这一需要，明代德化窑在继承传统式样的基础上，大量生产各类佛像。其中观音数量最多。
观音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佛典描写她法力无边，经常变幻不同的法相，穿戴不同的服饰，作出不同的姿态，处在不同的环境中普渡众生，有所谓“三十三观音”之别，白衣观音就是其中之一。德化瓷土优良，很适合烧制圣洁的白衣观音。所烧制的观音，洁白无瑕，温润如玉，充分展示了其超凡脱俗、慈悲为怀的大度气韵，给人以力量、信赖和希望的感受，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当时瓷塑名师何朝宗、林朝景、张寿山和陈伟等，尤以何朝宗塑像最为著名。他所塑的观音，造型优美，微妙传神，既肃穆大方，又慈祥和蔼。雕工自然细腻，衣纹深秀，飘然若生。有送子观音、渡海观音、施露观音等，或坐或立，姿态各异。除观音外，还有达摩、弥勒、罗汉、如来等佛教塑像，均极精致，各具神韵。这些塑像输到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白瓷送子观音“在日本的基督信徒中，当作玛丽娅的圣像而大受欢迎，其需用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人的程度。”观音、达摩、罗汉塑像同样深受东南亚一带教徒、僧侣的欢迎。这类塑像领尽风骚，被称为“东方艺术之精品”，视若拱璧，有“天下共宝之”之誉。
当中国的青花瓷出现于国际市场时，很快征服了伊斯兰世界。这是因为蓝色所象征的崇高、神秘、静肃与伊斯兰教所宣传的教义相适宜，迎合了伊斯兰民族的审美趣味。如明人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就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德化窑在明代后期又大量生产青花瓷器，其产品不但输往东南亚，而且远销非洲，如在非洲坦噶尼喀曾发现德化青花碗和盘。不仅如此，工匠们还在青花瓷中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书写阿拉伯文赞颂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和真主安拉，反映《古兰经》中的教义等等。如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藏有一件书写阿拉伯文字的德化青花碗，碗外绘楔边圆圈五个，每个圈中都写有同样的阿拉伯文字，文意是：“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外，无其他上帝。”各圈中所写该文的终点，另书一个教长的名字(如奥玛、奥斯玛等)，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在青花瓷上书写阿拉伯文显然是出于宗教上的需要，起到了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作用，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对于宣传伊斯兰教主张的东西必然更为喜爱。
17世纪以后，为了适应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德化窑又模仿英国、荷兰、德国的陶器和金属器皿的造型，大量生产酒壶、咖啡壶、水罐、啤酒杯和碗，产品畅销欧洲市场。
如上所述，德化窑的工匠们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吸引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装饰进行设计，使之尽量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因此其产品始终得以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大开。正是由于赢得了如此广阔的销售市场，从而又推动了德化窑瓷业生产的蓬勃发展。明清时期德化的烧瓷窑址，已由宋元时期的33处猛增到152处，窑址数量之多，居泉州诸县首位。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各地瓷业生产竞争异常激烈。如何使自己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产品怎样才能广开销路，不应从德化窑的发展中有所借鉴吗?
